疫情對運輸合同的影響很大。如果貨物運輸途中發生疫情，承運人有可能變更運輸路線，是否違反了法定義務?“因為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導致承運人遲延裝卸貨物，未能在約定的時間將貨物運送到約定地點，但只要承運人及時履行了通知托運人的義務，承運人可免除遲延交付的相應責任。”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長王淑梅16日在接受人民網記者專訪時表示。

受疫情影響變承運人可變更運輸路線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三)》(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三》)。“在最高人民法院前期發布的系列指導意見基礎上，結合審判實踐需要，聚焦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運輸合同、涉外商事海事案件的適用法律問題，提出指導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羅東川介紹。

王淑梅對人民網記者表示，根據《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一條的規定，承運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或者通常的運輸路線將貨物運輸到約定地點。但是，如果在運輸中遇到危險，為了運輸工具、旅客或者貨物的安全，承運人也可以不按通常的運輸路線進行運輸，可以繞行。

“比如，運輸途中運輸工具上有人出現疑似新冠肺炎癥狀，需要及時確診或者采取隔離措施，承運人變更運輸路線，將患者就近送到醫院診療。” 王淑梅介紹，“只要承運人相關情況及時通知了托運人，就沒有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變更運輸路線屬于合理繞行。”

疫情期間，國際貨物運輸合同的貨方也易遭遇準備好的貨物被禁止進出口、陸路運輸受阻無法及時出運等問題。“貨方經常遇到的情況是訂好的航次被取消、或者航期發生變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貨運代理企業未盡到勤勉和謹慎義務，未及時就航次取消、航期變更通知托運人，或者在配合托運人處理相關后續事宜中存在過錯，托運人請求貨運代理企業承擔相應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明確涉外商事與海事海商案件適用法律問題

涉外商事與海事海商案件的適用法律問題是《指導意見三》關注的焦點之一。其中，國際條約的適用既是國際私法中的重要問題，也是涉外商事海事審判中的重點和難點。“案件確定適用國際條約的，首先應當區分受條約調整的事項與不受條約調整的事項。對于條約不調整的事項，應當通過我國法律有關沖突規范的指引，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 王淑梅表示。

記者了解到，《指導意見三》對《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適用提出了具體意見，同時澄清了審判實踐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第一，可以查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官方網站刊載的公約締約國狀況，從而確定某一國家是否屬于公約締約國以及該國是否已作出相應保留。第二，根據公約第4條的規定，公約不調整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對所售貨物所有權可能產生的影響。對于這兩類事項，應當通過我國法律有關沖突規范的指引，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并根據該法律作出認定。第三，公約第79條是關于履行障礙及相應免責的規定。當事人以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響為由，主張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合同責任的，人民法院應當嚴格把握該條所規定的適用條件。”王淑梅表示，此外，還要注意《〈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判例法摘要匯編》并非公約的組成部分，審理案件過程中可以作為參考，但不能作為法律依據。

船舶因疫情防控無法按約定卸貨承運人不擔責

疫情給航運業帶來較大沖擊。《指導意見三》對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了梳理。“船舶開航前，有的船舶可能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無法在合理期間內配備必要的船員、物料。有的船舶可能無法到達裝貨港、目的港。還有的船舶可能一旦進入某受疫情影響港口，就無法再繼續正常航行、靠岸。那么，在這些‘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歸責于承運人和托運人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下，承運人可以依據《海商法》第九十條規定解除合同并不負賠償責任。” 王淑梅說。

《指導意見三》指出，目的港具有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被限制靠泊卸貨等情形，導致承運人在目的港鄰近的安全港口或者地點卸貨，除合同另有約定外，托運人或者收貨人請求承運人承擔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船舶到港后，在港口管理部門沒有明確要求的情況下，港口經營企業應當快速消毒，正常裝卸貨。”王淑梅表示，如果遇到港口經營企業擅自以檢疫隔離為由限制船舶停泊期限，船舶所有人或者經營人可以請求港口經營企業承擔賠償責任，人民法院對此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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