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航運中心“東移”的趨勢日益清晰，我國成為世界上最具有影響力的水運大國，海運爭議解決迎來歷史性發展機遇。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倫敦是國際海事糾紛解決中心，“脫歐”沒有實質性影響，倫敦還將在未來較長時間內保持優勢地位。

海運糾紛解決中心是形成的，不是建成的，政策引導和支持可以加速要素的集聚，從而促進中心的形成。為全球海運爭議解決注入更多“中國元素”，需要參與推動國際海運規則發展、增加本國法律在涉外案件中適用的幾率、吸引外國當事人選擇中國解決糾紛以及構建海事法律職業共同體等。

國際航運中心“東移”

我國是海洋大國，也是航運大國和造船大國。2020年，我國約95%的國際貨物貿易通過海運完成。我國海運船隊運力規模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港口貨物吞吐量前10名當中，中國港口占據8席;在集裝箱吞吐量排名前10名的港口當中，中國占有7席。

自2014年首次向全球推出以來，“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逐漸成為業界公認的“風向標”，見證了各大航運中心的發展變遷。2021年，全球航運中心城市綜合實力前10位分別為新加坡、倫敦、上海、香港、迪拜、鹿特丹、漢堡、雅典比雷埃夫斯、紐約新澤西、寧波舟山，國際航運中心東移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隨著實力的此消彼長，傳統上歐美主導全球海運規則的格局正在打破，亞洲國家更加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交易的增加無可避免會帶來更多的糾紛。基于成本、效率和文化的了解，最理想的做法無疑是在進行交易的地區內解決爭端。中國在海運爭議解決領域迎來了歷史性發展機遇。

中企涉外糾紛解決存在“3個90%”

解決國際商事糾紛的過程就是國際經貿規則的具體實踐過程，更是不斷重申、解釋、實施和調整國際貿易游戲規則的過程。隨著國際航運中心東移和綜合國力的上升，中國在全球海運糾紛解決領域應當更有作為逐漸成為各界的共識。

據報道，中國企業涉外糾紛解決普遍存在“3個90%現象”，即“90%以上中國企業簽訂的涉外商事合同，其爭議解決方式都選擇了國際商事仲裁;在選擇國際商事仲裁的爭議解決條款中，90%的條款選擇了外國仲裁機構;一旦雙方發生爭議，90%以上的中國企業在國際商事仲裁中敗訴”。

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司法和仲裁公信力有待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資企業談判地位尚弱且未很好地掌握國際商事游戲規則。

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委員、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名譽主席楊良宜先生一直呼吁，我們應全面了解國際商事規則，“國際商業社會在幾百年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游戲規則，與我國國內的規則有所差別，企業如果不了解就容易因違反規則被懲罰，甚至付出昂貴的代價”。

《2021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表明，90%的受訪者認為，國際仲裁是跨境爭議解決的首選方式。對企業而言，商事糾紛解決機制的便捷性、可預測性和公正性至關重要。英國“脫歐”曾被一些國家認為是發展國際海事仲裁的良機。然而，過去幾年，倫敦繼續引領全球海事仲裁。以2020年為例，倫敦海事仲裁員協會(LMAA)成員共收到3010份任命——超過2015年以來的任何一年。“脫歐”對英國法以及英國在國際仲裁和商事爭議解決領域的地位基本沒有影響。

政策支持引導

是“彎道超車”關鍵

大連海事大學前校長司玉琢教授提出“國際仲裁中心不是建成的，而是形成的”觀點，認為要建設國際商事仲裁中心，除了硬件方面要達標之外，必須要在軟件配套方面給予高度重視。這一觀點引起了各界的廣泛共鳴。

《2021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顯示，亞洲主要仲裁中心的受歡迎程度有所上升。在最受歡迎的仲裁地方面，新加坡與倫敦并列第一，香港位居第三。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成功的原因包括：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卓越的營商環境、與世界接軌且與時俱進的仲裁法律框架、專業且支持仲裁的司法機構、優待仲裁專業人士、一流的法律基礎設施等。在支持仲裁發展方面，新加坡可謂是不遺余力。除在簽證、稅收等方面推出優惠措施外，還以優惠的租金吸引境外機構入駐。

香港律政司“司長網志”指出，香港得以成為國際法律樞紐，是建基于強大的根基，包括穩定的營商環境、資金自由流通、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最重要的還是穩健的法律制度。此外，香港特區政府還撥出部分地方，供20余個本地、區域及國際法律相關組織使用，成為香港商業中心區域的國際法律樞紐。

上述經驗表明，政策引導和支持是實現快速發展和“彎道超車”的重要因素。

推動“硬實力”

轉化成影響力

為全球海運爭議解決注入更多“中國元素”的目的之一就是謀求更大的規則話語權。中國應將“硬實力”轉化成影響力和話語權，推動國際海運規則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一是要依法行使管轄權，積極推動國際海運規則的發展。國際規則的制定是國際博弈的結果，是各國政治、經濟、外交綜合實力的反映。在新的國際規則制定方面，中國應積極參與，努力發聲，堅決維護中國利益。在規則已經成型或生效的情形下，推倒重來并非易事，也未必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是世界上設立海事審判機構最多、受理海事案件數量最多的國家，可以通過案件審理對國際條約的解釋和適用產生影響，推動國際習慣以及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和發展，甚至填補國際法領域的法律空白。

二是要完善本國法律制度，增加其在涉外案件中適用的幾率。目前，《海商法》《仲裁法》修訂已經列入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法規劃。中國應利用修法機會，堅持與國際接軌，積極回應實踐的發展，增強對外國當事人的吸引力，增加在涉外糾紛解決中適用中國法的幾率。具體而言，在談判能力嚴重失衡的班輪運輸領域，應考慮增加強制適用中國法的規定。在遵循合同自由的租船領域，則應鼓勵相關企業、協會、商會等推出包含適應中國法、中國訴訟或仲裁的標準合同。另外，考慮到臨時仲裁在海運及其他行業糾紛解決的獨特作用，《仲裁法》修改時應考慮增加相應規定，給當事人更大的自由度和選擇權。

三是要不斷加大開放力度，努力提升我國司法和仲裁的公信力。公信力是司法和仲裁的生命線，是吸引外國當事人選擇中國解決糾紛的關鍵所在。中國要始終重視公信力建設，關注當事人“用腳投票”的結果。在司法領域，以公開促公正，以公正樹公信已成為廣泛共識。在仲裁領域，除了提升國際化程度外，各仲裁機構也應加強仲裁透明度建設，嚴格落實仲裁員信息披露和仲裁員回避制度，建立規范透明的仲裁員指定工作規則，確保裁決公平公正。

四是要發揮協同效應，構建海事法律職業共同體。中國是航運大國、造船大國、港口大國和貿易大國，海事糾紛解決市場潛力巨大。由于市場格局和人才等原因，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倫敦仍將保持國際海事糾紛解決中心地位，大量的訴訟將在英國進行，大量的合同還會約定“倫敦仲裁，適用英國法”。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對于中國的仲裁機構而言，近期目標應是將中資企業的涉外糾紛吸引回國，遠期目標才是吸引更多的國際海事糾紛來中國解決。

歷史總在重復發生。目前火爆的海運、造船市場已讓很多專家嗅到危機的味道。中資企業，尤其是具有較強談判能力的企業，應熟練掌握國際商務游戲規則，高度重視合同條款，力爭在合同中約定適用中國法和在中國解決糾紛。在此前提下，即使危機重現，中資企業也有可能立于不敗之地。

(新媒體責編：xmtq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