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是現代生產生活中最重要的基礎材料，人們幾乎每天都會接觸到塑料制品。然而，不規范地生產、使用塑料制品和處置塑料廢棄物，浪費能源資源，加劇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加大了資源環境的壓力。積極應對塑料污染，事關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高質量發展，也是“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的重要任務。繼今年年初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生態環境部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之后，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生態環境部等九部門近日又聯合印發《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吹響了新一輪塑料污染治理的進軍號角。

其實，面對無法回避的塑料污染，我國早已行動起來。改革開放至今，我國限塑和禁塑前后大致歷經了三個階段。

1986年，鐵路上首次使用塑料快餐盒，因具有便利性和價格低廉等特點，很快普及開來。但大量的白色餐盒被丟棄于鐵路沿線，帶來了嚴重的“白色污染”。2001年，國家經貿委發布緊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生產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這就是最早的“限塑令”。200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次年5月，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及工商總局公布《商品零售場所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管理辦法》，這兩個文件通常被稱為第二版“限塑令”。

聲勢浩大的全民限塑運動推行10多年后，塑料污染仍然未得到顯著控制，甚至愈來愈嚴重。

筆者認為，從“限塑”到“禁塑”，治理塑料污染是典型的知易行難的問題。在經過屢敗屢戰的歷程后，必須選擇新的突圍路徑，拿出切實管用的措施，解開“越限越多”的塑料污染“死結”。否則，在價廉物美的可降解塑料替代品出現以前，新的限塑政策難免在現實中“水土不服”。(賀震/東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員)

其一，集國家之力研發替代用品。研發和推廣可降解、易回收、易處理、不污染或少污染，經濟又實用的塑料替代品，是治理塑料污染最理想的辦法。當然，這也是世界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的科學家們夢寐以求的事情。可降解塑料行業在國內發展已經超過20年，卻遲遲不能大規模推廣，重要原因就在于成本高、價格高、可加工性差，根本無法與現行價廉物美的塑料爭奪市場。顯然，能夠取代現行塑料的替代品，并不是那么容易研發出來的，必須集國家之力進行攻關。

其二，引導公眾盡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一方面，通過多種形式宣傳引導公眾，增強環保意識，踐行綠色生活方式，減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特別是減少使用“因為價廉扔了也不心疼”的塑料袋。另一方面，在商場、超市、藥店、書店等場所，推廣使用環保布袋、紙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購物袋，鼓勵設置自助式、智慧化投放裝置，方便群眾生活。

但在這方面，要持有理性的期待，畢竟在日常生活中誰都想圖個方便。相較而言，非塑制品替代物不僅不方便，還會讓人多花錢。

其三，推進塑料廢棄物回收和無害化處置。結合垃圾分類，建立健全塑料廢棄物回收體系，加大塑料廢棄物回收和處理力度。推動電商外賣平臺、環衛部門、回收企業等開展多方合作，在重點區域投放快遞包裝、外賣餐盒等回收設施，最大限度地減少塑料廢棄物的隨意丟棄和堆放。與此同時，要在國家層面投入必要的財力和科研力量，研發現行塑料的無害化處理技術。目前，塑料廢棄物填埋占土地，且長時間不分解;如果焚燒或再利用，又污染大氣和水環境。必須通過研發新技術來突破這一窘境。

其四，采取必要的強制性措施。在實行倡導性措施的同時，還要認真總結吸取多年來限塑、禁塑效果欠佳的原因教訓，采取有效的管控手段。

一是要像煙酒一樣實行高稅收。對方便、實用、價廉、易丟棄的塑料制品(如塑料袋)實行高稅收，大大提高易丟棄的塑料制品價格，讓老百姓購買塑料制品時掂量自己的錢袋子，從而不輕易購買、不輕易丟棄。

二是要提高行業準入門檻。生產塑料制品技術、工藝、設備簡單，但不能允許隨意辦個工廠就可以生產易丟棄的塑料制品，在什么地方都可方便地買到易丟棄的塑料制品，要提高門檻，改“方便”為“不方便”。

三是要像對待醉駕一樣嚴懲重罰。禁止生產和銷售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購物袋、厚度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農用地膜;禁止以醫療廢物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禁止廢塑料進口。這些禁令已出臺多年，之所以沒得到落實，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懲罰性措施沒有跟上。因而，一些人根本不把這些禁令當一回事。在限塑、禁塑的問題上，要借鑒國家治理酒駕的成功經驗，出臺配套管用的法律法規。在限塑、禁塑問題上，國家若采取強力措施，嚴厲打擊違規生產、銷售國家明令禁止的塑料制品的行為，塑料污染治理也一定會收到明顯效果。

(新媒體責編：zfy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