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城縣位于山東德州市西部、山東河北兩省三市六縣交界處，是魯西北、冀東南的重要交通節點;運河上的武城大橋，是太行山區建材、石料、煤炭等物資東運的必經之路。這里也成了大貨車超載超限行駛的集中路段。有媒體記者調查發現，超載超限行駛問題屢禁不止的背后，是從事收費“領車”、幫助車輛逃避處罰的“車蟲”猖獗多年。當地部分執法人員為“車蟲”長期充當“保護傘”，導致超載運輸大貨車繳納“領車費”后暢行無阻。甚至，一些本應充當治超先鋒的執法人員親自做起了“治超”生意，著實諷刺。

更讓人震驚的是，相較于個別人的違規操作，在武城縣，當地治超“生意”，呈現出以組織建制為單位的共同犯罪特點。也就是說，將治超搞成了“執罰經濟”的，并非只是個別人的一時糊涂，而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因此，要破除這種單位式的集體“淪陷”，也必然面臨更大的阻力。

但是，越是“窩案”，越要加大責任追究力度，決不能搞“法不責眾”。從結果看，2018年以來，武城縣紀委監委共處理縣交警大隊、縣交通運輸部門執法人員88人，其中黨紀政務處分66人，移送審查起訴22人。這說明當地有關部門在治理上拿出了“零容忍”的態度。當然，在日常治理上，更要著眼于防范未然，將執法上的灰色生意扼殺在搖籃之中。

事實上，基層執法部門將治超做成“生意”的現象，很難說只是個案。就在上個月，還有多名大貨車車主向媒體反映，安徽碭山、河南虞城交警向他們收取50元罰款且不開具票據。而據媒體記者24小時跟蹤拍攝，最終發現當地交警工作人員普遍存在著，在未告知違法行為的情況下就直接向貨車車主收錢的現象。這類現象的一再曝光，顯然警示我們，加大超載治理力度，執法部門自身首先就要硬起來，切忌出現“燈下黑”。

說到超載治理的難點，我們一般會想到諸如運輸成本高企，部分司機不得不通過超載來削減成本等客觀因素。然而，“燈下黑”式執法的存在，或許說明治超之難，關鍵還是在于要破解執法上的失范。如貨車司機高企的運輸成本中，是否本就包括了向一些執法者繳納的“領車費”?而無論貨車司機有多么大的超載動力，在當前幾乎每個公路路口都設有檢查關卡的情況下，超載貨車又到底是如何成功上路的?很顯然，如果沒有執法的扭曲，很多超載行為根本不可能實現。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因為一些基層執法者把治超做成了為自己謀利的生意，而在客觀上讓治超進入了一種“超載—交錢—再超載”的惡性循環。結果就導致大貨車運輸成本進一步上升，但是超載現象也愈演愈烈，最終的治理成效就被執法上的扭曲所消解，甚至在無形中構成一種現實的執罰依賴。于是，治超自然難以避免“雷聲大雨點小”的尷尬。

不可否認，公路超載治理確實需要綜合施策。但是，嚴肅、公平的執法管理，是其中的最基礎保障。不少事件警示我們，要真正把大貨車超載治理做實，關鍵還是得破除那些給超載放行的“保護傘”，讓執法恢復它該有的威嚴。

(新媒體責編：zfy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