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銘記紅色歷史的‘敲鐘人’”

——記建川博物館聚落創辦人樊建川

樊建川站在建川博物館中國壯士群雕廣場。 (資料圖片)

樊建川，1957年9月份出生在四川宜賓，建川博物館聚落創辦者。在創辦博物館以前，樊建川是一名成功的房地產商人，個人資產近30億元，收藏近現代文物一直是樊建川的愛好。2003年，樊建川競拍購得四川省成都市大邑縣安仁鎮500畝河灘荒地，開始籌建5個抗戰主題博物館。10余年間，樊建川參與設計、建設了30余個博物館，建川博物館聚落接待參觀者超過1000萬人次，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

今年秋天的一天中午，與建川博物館聚落創辦人樊建川一起在新博物館踩點的工作人員陸續散去，樊建川沉默地低頭看了看手機，又回頭和僅剩的一名員工溝通了幾句新館的建造細節。

比原定約訪時間晚了一個半小時后，記者終于見到了這位今年夏天因一張在重慶火車站席地而坐候車的照片，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排行榜的新晉“網紅”。見到記者后，樊建川說的第一句話卻和他的“寶貝”有關，“到明年，改革開放即將40年，我們馬上要新開一個有關改革開放的博物館，目前藏品我已經收了有80萬件，這個博物館是我拼了命也要建成的”。

話音剛落，樊建川又低頭擺弄起手機，順便向記者展示了自己的微博。“我的博物館聚落從開建至今沒有在廣告宣傳上花過一分錢，有我個人這150萬粉絲的微博就夠了。”平均每天發微博5條，最多的時候有10條，每條留言都親自回復，樊建川十分看重自己的微博。

采訪過程中，樊建川滔滔不絕，但話題始終圍繞著他的博物館。博物館建設是樊建川的事業，也是他的生活，他自稱“館奴”。“應該有人敲響警鐘，讓人們銘記歷史，而我就想做一個‘敲鐘人’。”本著這樣的初衷，樊建川傾盡所有，用10多年的時間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縣安仁鎮建起了涵蓋抗戰、民俗、紅色年代、抗震救災、紅軍長征共5個系列30余個博物館，接待參觀者超過1000萬人次。

“抗戰精神屬于全民族”

人民出版社原社長、總編輯曾彥修曾用一段話描述了樊建川豐富的人生經歷：樊建川出生在四川省宜賓市，做過知青，插過隊，又當過兵，還做過高校理論教師，一朝改行從商，進軍房地產業。有若干年，房地產日進斗金，幾年間富商輩出，樊建川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沒想到，事業有成之后的樊建川卻把他的事業重心轉了個大彎，幾乎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館聚落方面去了。建造博物館需要投入可觀的時間、資金和經歷，多年過去后，樊建川做到了。

用樊建川自己的話說，“經歷過物資匱乏年代的人對收藏有一種特別的‘癖好’”。此外，樊建川有著11年的軍齡，他的父親樊忠義更是抗日戰爭時期的軍人，樊建川從小就對戰爭有著天生的關注，將抗戰文物作為收藏對象，也是緣于自己的抗戰情節。

最初，樊建川是在經商之余四處奔波收集藏品，下班之后查資料、作考證，熬夜寫作。“這中間有勞累辛苦，有力不從心，還有別人的不解。我的朋友說我是樊傻兒，問我收藏這些東西干啥。”樊建川說，有時連他自己也問自己，是不是大腦出問題了?“但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支撐著我，無論如何也要將抗戰收藏進行到底，抗戰精神是屬于全民族的，我們中華民族又應該是由一個個秉持抗戰精神的人組成的!”

2003年，樊建川競拍購得安仁鎮500畝河灘荒地，他決定在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日開放5個抗戰題材博物館。2005年8月15日，展現中國共產黨發動領導抗戰的“中流砥柱館”、反映國民黨抗戰的“正面戰場館”、紀念美國援華的“飛虎奇兵館”，還有“不屈戰俘館”“侵華日軍罪行館”，以“預展”形式如期開放。現在的建川博物館聚落有超過30個分館且數量還在增加，藏品數千萬件。

樊建川自己的書《大館奴》里寫道：我拼命建館，堅持做到今天，我想父親在天堂一定很高興。父親，下世再做您的兒子，跟著您去打仗。

“收藏文物是一種滿足”

在樊建川的手腕上，記者看到有一條舊舊的銀色手鏈十分醒目。“我這手鏈，正好70歲了，10多年前在云南騰沖買的，1944年中印緬戰區美軍所用。目的在于，萬一在戰斗中犧牲，肢體破碎，憑手鏈還能辨別身份。”

小到一根手鏈、一枚印章，大到重達10噸的碉堡殘骸，對樊建川而言，藏品無大小，為了尋得收藏，他走南闖北、遠渡重洋，在他眼中沒有什么困難是無法克服的。經過10多年的努力，建川博物館里有了千余萬件藏品，展出的部分不到其總藏品的1%。

只要眼睛“毒”，破爛堆里也能撿到寶。2014年6月19日，在滇西考察抗戰遺址的樊建川偶然發現路邊墻角處有一截準備當廢物處理的“電線桿”。眼尖的他憑著鋼管接頭處的痕跡一眼認出這是抗戰時期美軍鋪設的滇緬輸油管。興高采烈的樊建川順手就在微博里記上一筆：抗戰結束，輸油管道廢棄，人們將其挖出，物盡其用，充當電線桿、房梁。哎呀，作為廢鐵回爐，抑或充當文物進館，一眼之差!

只要舍得“鉆”，廢棄支票堆里也能找到文物。2004年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慶有一位藏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戰的支票。經過近2個月和對方討價還價后，樊建川最終將幾麻袋支票打包作價數萬元從對方手中收回。

運回成都后，樊建川一頭扎進這堆支票中研究鑒別，經過一個多月的鑒別，選出了100多張非常有價值的支票，其中有一張有“蔣宋美齡”的親筆簽名，這張支票的金額是999美元，是當時美國華僑的抗日捐款，必須宋美齡簽收，而且還注明這筆款項用于救治傷病。“我真是太驚喜了，手都在發抖，后來經過國家文物部門鑒定，這張支票是國家一級文物。”樊建川告訴記者。

曾經，憑著一股子志在必得的狠勁，樊建川說自己搞收藏是東一件西一件，單槍匹馬地干。在自己有了一定積蓄以后，他覺得可以把曾經的愛好變為一種責任。樊建川逐漸在全國各地都建起了聯絡站，以便網絡化、系統化地收藏文物。“對自己來說，收藏文物是一種滿足，我實現了理想、愿望，對社會也是一種幫助。不管何時，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抗戰文物，我還是會第一時間前往。”

樊建川說，博物館是吃百家飯長大的，有的藏品靠著他上門去討，但也有不少藏品是“人在館中坐，物從海外來”。

加思是一位新西蘭老人，一見到樊建川就“指責”他：“你這館里有白求恩，為何沒有路易·艾黎?”樊建川答：“沒有他的文物。”“我給你!”原來，加思是路易·艾黎基金會的發起人。路易·艾黎曾經參與和支持過中國抗戰，而且堅持在基層干一些非常基礎的工作，值得尊敬。

“很多人都是無償幫助我們，甚至不少人覺得捐文物還不夠，還要做一些其他事情。”說起這些，樊建川十分感慨。“講不完，這些年來，很多人俠義相助，博物館就是吃百家飯長大的。”

“我的初衷是讓文物說話”

或許是同軍人經歷有關，樊建川身上有一股子“韌勁兒”，任何事情都愿意做到極致。

比如，做了10年房地產商，把企業的名聲做到了在全四川響當當，自己還上了胡潤排行榜。又比如，終其一生、傾盡所有為自己的博物館事業奮斗。再比如，他打算將來去世后，要把估算市值80億元至100億元的建川博物館聚落無償捐贈給成都市政府。

“這件事也不算什么新聞了，但不管什么時候想起這個決定，我都沒有后悔過，從決定無償捐贈那天起，我就覺得輕松了。”樊建川告訴記者，“我的初衷一直沒變，就是要讓文物說話”。

談到收藏、文物、博物館，樊建川可以聊到兩眼放光，一頭扎進博物館的樊建川又是十分不起眼：一件幾十元錢的墨綠色T恤一穿就是好幾年，腳上穿著一雙簡易的涼鞋，手腕上帶著一根不起眼的銀手鏈，最喜歡吃的就是炸醬面配青菜。他就是這樣一個簡衣素鞋、粗茶淡飯、日夜不休、苦中作樂的“館奴”。

有這樣一件事讓詩人流沙河記憶猶新，曾有朋友質疑：“樊建川建博物館可能是撈名聲、自我炒作。”流沙河答：“社會上這類事情的確不少，但我憑多次的接觸印象，深知他絕非這類人。”

“我想，一個戰士死在戰場上，就是他的歸宿。如果我死在了建設博物館的路上，可能是我最高興的事。”樊建川說。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