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車一個多小時后,便沒了路,43歲的蒙繼合再爬半個小時山,才能回到家。不過,他始終拒絕搬出山外。

搬遷安置點設在公路旁,200米外就有漂亮的學校和衛生院。縣委書記來了又回,鄉黨委書記回了再來,扶貧干部更是隔三差五前來動員。然而,這個滇黔桂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極貧村里,部分村民仍死守窮窩,不愿改變。

近年來,在脫貧攻堅戰略的強力推進下,全國幾千萬貧困人口拔了“窮根”,過上了揚眉吐氣的美好新生活。但在一些地方,仍有不少貧困戶或“安”于貧困,或依賴他人,或垂頭喪氣,成為扶貧路上最難啃的“硬骨頭”。

是什么導致他們“安”于貧困、意志消沉?是“懶入骨髓”、真的沒有希望,還是扶貧方法不對頭?《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開展了一次近距離觀察。

孩子這樣成長,他對搬遷仍不置可否

去年底的一輪寒潮,讓廣西深山坳里氣溫驟降。寒風不時穿進這間透風的木瓦房里。見到來客,蒙繼合熱情地招呼,生起一堆火來。

蒙繼合有8個孩子。前兩年,大兒子去了廣東讀職校,最大的女兒也去了廣東打工。目前有4個孩子正在讀書,最小的2個孩子尚年幼。

來寨子要走半個小時的羊腸小道,一不留神就可能滾下幾十米深山崖。山里人的油鹽醬醋都用背簍背進來。

蒙繼合一家人種玉米,養了幾頭豬。在石漠化嚴重的深山里,土地只有巴掌大小,根本談不上收成,蒙繼合一家幾乎完全靠低保過活。

他看起來并不悲觀,他將2歲的兒子和6歲的女兒抱在懷中,孩子光著的腿已凍得通紅。冬日寒風凜冽,我們擔心孩子會凍著,他卻擺著手說:不冷、不冷。

去年9月,扶貧干部們開始勸說蒙繼合外出打工。一年多了,大家的努力如“泥牛入海”。

“你為什么不外出務工呢?”

“沒人看小孩。”

“你外出務工,愛人留下看小孩,生活會過得好一些。”

“我找不到工作。”

“我給你介紹工作,就在縣城。”

“我不會說普通話。”

其實,蒙繼合用普通話正常交流并沒有問題。

蒙繼合所在的縣,是廣西的深度貧困縣,貧困人口眾多,所有干部都對口幫扶好幾戶貧困戶。整個2017年,這個縣里的干部就取消了周末,他們不得不去貧困戶家里,一起謀劃如何脫貧。“我們看貧困戶的次數,比看望父母的次數還多。”一名干部說。

山坳還有30戶村民,幾乎都是貧困戶。即便通了路,這個偏遠的寨子也無法發展產業,最有效的脫貧方式就是搬遷。

縣委、縣政府決定在公路旁為他們建新房,每戶兩層半的樓房,不用花一分錢。離縣城不到半小時,200米外有小學,山里娃不用再爬山路上學,也再不用為吃水、用電、看病發愁。

但這個搬遷計劃被許多村民拒絕,蒙繼合也一直猶豫不決。縣委書記、縣長、鄉黨委書記以及駐村干部都曾不斷來大山動員搬遷。他們想了許多辦法,給他們算各種賬,但一年多過去了,至今仍有幾戶農戶不愿搬遷。“比起搬遷,他們更關心低保,他們很多人沒出過大山,不羨慕外面的世界,寧愿留在大山里,習慣了山里的生活,覺得過得也挺好。”掛村干部說。

坐在家里打麻將,等著政府送錢糧

在西南某深度貧困縣,記者見到鄉黨委書記黃燕(應當事人要求為化名)時,她剛送走一戶“難纏”的貧困戶。

這位貧困戶曾在礦山打工,身患塵肺病,小兒子正讀初中,所幸另外3名家庭成員都正力壯。

最近兩年,為培育貧困戶“造血”功能,縣里引進一家種牛公司,牽線將貧困戶貼息貸款入股種牛公司,每年每戶貧困戶可以拿到4000元“分紅”。

2017年,為讓貧困戶參與到扶貧產業中來,在縣委、縣政府主導下,4000元“分紅”不再直接發放給貧困戶,而是向貧困戶發放一頭牛犢。貧困戶精心飼養一年,肉牛能超800斤,公司再按市場價回購,市場價較低時,政府進行兜底。這意味著貧困戶每年至少有8000元收入。

“這戶貧困戶去年領過4000元現金‘分紅’,今年他不想養牛,只想要4000元現金,來鄉政府拍桌子大吵大鬧。”黃燕說。

鄉政府工作人員輪流跟他交談,問他為何放棄眼前更好的“紅利”?

這名貧困戶最初表示他身體不好,家里沒有勞動力養牛。工作人員向他解釋養牛不需要特殊勞動,干部幫助他在房前屋后種飼料喂牛即可。這名貧困戶馬上改口稱牛生病了。

“技術人員幾天前已上門,教他如何給牛打針,藥和針現在還放在他家呢。”黃燕說。

這名貧困戶抵賴不過,放話稱:“反正我就是不養,牛死了你們負責,我把死牛拉到鄉政府來。”

鄉政府工作人員說,這名貧困戶平日愛打麻將,最近兩年“等靠要”思想特別嚴重,就是想要現金分紅打麻將,不勞而獲。

提起這些“等靠要”的貧困戶,鄉政府的辦公室里像炸開了鍋。扶貧干部們紛紛講述他們遇到的“奇葩事”。

一名扶貧干部說,有一天,他打算去給對口幫扶的貧困戶送大米,并詢問他的脫貧想法。到了貧困戶家里,這名貧困戶一邊打麻將一邊說:“我家那么多人,就一袋大米哪夠吃?”

甚至曾有貧困戶對扶貧干部說:“你們不幫我做,我就不做,我脫不了貧,你們就交不了差。”這一現象在農村產生了負面影響,且有的貧困戶陷入“因窮而要,因要而懶,因懶而窮”的惡性循環,扭曲了黨和政府的扶貧政策效果。

闖市場屢屢“碰壁”,話脫貧信心不足

在扶貧工作中,有一類人是曾對美好生活充滿向往,也曾努力,但受限于眼界、能力等,無力應對市場經濟的風險,徒勞無功,進而灰心喪氣,失去斗志。海南瓊中黎族苗族自治縣55歲黎族老漢王成安就是這樣一個人。

在幫扶下現已脫貧的王成安曾讓扶貧干部黃海軍一度覺得這就是農村“懶漢”的原型。“15戶貧困戶有12戶貸款養羊、種山茶,開店修摩托……貧困戶們都動起來了,只有他無動于衷。”黃海軍說,王成安每天三頓酒“雷打不動”,醉醺醺無所事事。

黃海軍摸底了解到,王成安家中有5畝水稻田和3畝林地,可他只種一季水稻剛好夠吃、林地也沒啥產出,年近三十的兒子閑在家里,一家人欠著外債10多萬。“我都替他急,但他就是不急。”黃海軍說。

其實他也曾努力過。荔枝價旺時,王成安種了300多株荔枝樹,3年后掛果荔枝價跌到谷底。辛辛苦苦忙3年,啥也沒掙著,王成安一氣之下將荔枝樹砍得只剩3株。4年前橡膠價穩,王成安種了400多棵橡膠。還沒等割膠,膠價大跌。“一碗橡膠水買不了一瓶礦泉水,費那個力氣干嘛?”王成安說。他還跟風養過牛、養過蜜蜂,可費時費力總白忙活一場。

在湖南省最大的貧困縣新化縣油溪橋村,彭育光因小時候生病,導致一只眼睛失明。感覺體力不如別人,他總是自憐自艾,做事沒有信心。成家后做了幾次買賣更是連連虧本,干脆破罐破摔,連孩子的教育都不管了。

“我做什么都不行,現在只能靠政府管我們了。”彭育光垂頭喪氣地說。

產業發展需“真招”,“真金白銀”動人心

或安于貧困,或依賴他人,或垂頭喪氣,都是扶貧路上最“難啃”的硬骨頭,這些都是當前脫貧攻堅最真實的現狀。不少基層扶貧干部認為,“藥方”仍在扶貧干部身上。

一些貧困戶身體素質差、文化技術水平低、信息來源較少,在市場經濟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被商人壓價,所得不多,被嚴重挫傷勞動積極性。長此以往,他們對自己的付出能否得到回報沒有信心,對“勤勞致富”的樸實理念產生質疑。

了解到彭育光的情況后,油溪橋村支書彭育晚決定和彭育光一起發展養甲魚這種低勞動強度的產業。小甲魚容易死亡,村干部想辦法創造出“零風險養殖模式”,將價格便宜的小甲魚苗集中飼養一年后,將長大的甲魚苗免費發放給養殖戶,既節約了買大甲魚苗的資金,又減少了小甲魚苗死亡給貧困戶帶來的損失。

今年,彭育光已養了280只甲魚,粗略計算能賺兩萬元。

“換位思考,就知道王成安最擔心什么?是風險,那我們扶貧干部就要幫他們分擔風險,低門檻的小額貸款就是跟他共擔風險的一個法子。”黃海軍說。身在海南的黃海軍和彭育晚“巧合”地有著同樣的認識。

看著王成安對什么都提不起勁、懶散度日的樣子,黃海軍勸他養羊。“我幫你貸款1萬元,農信社再資助5000元,你自己投5000元,先養幾只試試看。”黃海軍誘惑道。

王成安不愿從自己的口袋里掏錢,但對白給的5000元動了心,提出政府資助5000元、貸款1萬元的想法。“根據經驗,農民只有自己下了本,才會珍惜資助款和貸款。”最終,在黃海軍的反復勸說下,王成安抱著試試的心態養了20只本地黑山羊。

王成安不久前已經賣了2只羊,純收入1400塊錢。失去信心的王成安初步嘗到甜頭,精神面貌大為改觀。他的兒子也在幫助下,到鎮上的一家鋼材店工作,一個月有一兩千塊錢的收入,成功實現脫貧。“不是簡單地提供扶貧羊,而是幫助他們分攤風險,調動種養積極性。”

“產業扶貧不能想當然,必須步步為營,對扶貧干部而言,也是步步驚心。”說到產業扶貧的經驗,彭育晚向記者感慨道。

7年前,油溪橋引進了一種市場價格頗高的桃子品種,但這種桃子培育期長,幾年沒有結果。到第6年,老百姓懷疑是不結果的“毛桃子”,找村干部要說法,一個村的人連年都沒有過好。村干部反復做解釋、下保證,今年,大大的桃子如約而至,村民們笑開了花。

“扶貧工作一次失手,可能就很難翻身。”彭育晚向記者強調,“農民很實在,項目能賺錢,他們就會上心學,不賺錢,光靠嘴說,別人不理的。產業發展中干部必須膽大心細,科學謀劃。”

以道德風尚根除“劣習”

相對于物質貧窮來說,貧困戶精神貧窮更可怕;相對于更容易“立竿見影”的物質扶貧來說,扶志這個硬骨頭最是“難啃”。

為真正激發貧困戶脫貧斗志,四川巴中市探索了“鄉村道德銀行”機制。“完全沒想到,家里衛生搞好了還可以領到獎品。”67歲的巴中南江縣關壩鎮小田村村民周其昌在兌換自家道德銀行的積分后,感慨這次帶來的竹背篼有點小,原因是他家在全社的家庭衛生評比中獲得第一,加上兒子媳婦義務幫助鄉鄰秋收的加分,最終斬獲320分的高分。

隨后,周其昌將肥料、洗衣粉、毛巾、牙膏、牙刷、餐巾紙等兌換的物資帶回了家。

小田村的“積分王”是返鄉創業帶動村民搞養殖掙到570分的村民謝明朗。在兌獎現場,他裝了幾背簍兌換的農用生產物資,讓村民們羨慕不已。

小田村地處大巴山腹地,山高溝深,曾經是遠近有名的貧困村。自2015年以來,市里的幫扶單位硬化了村社道路,通了自來水,修建了“巴山新居”,還搞起了特色產業。2016年小田村順利脫貧,但一些村民“等靠要”思想還比較嚴重,不僅缺乏健康的生活習慣、衛生習慣,甚至相互攀比、大操大辦的現象時有發生。

為培育文明鄉風,從2017年初開始,小田村探索實施“鄉村道德銀行”積分管理機制:駐村干部、村兩委干部、黨員代表、村民代表等17人組成積分評定小組,以院壩會、公示欄、QQ、微信等形式宣傳實施“鄉村道德銀行”考核標準、評定辦法、積分兌換辦法等,并通過入戶調查、現場打分、集中評定等,每季度對居住在小田村的155戶村民,從遵紀守法、移風易俗、勤勞致富、清潔衛生、孝老愛親等5個大項32個小項進行評定,按標準加分、扣分,年度積分集中兌換成生產生活用品。

小田村第一書記唐強說,自從“鄉村道德銀行”實施以來,村民好吃懶做、亂堆亂扔等現象基本看不到了,村容村貌也變得整潔干凈起來。

四川省南江縣委有關負責人表示,“鄉村道德銀行”讓道德有價、德者有得,通過積分管理機制育文明新風,堅持物質獎勵和精神激勵相結合,改變直接給群眾送錢送物的方式,把無形道德資本變成有形的資本。這種高揚良善的做法減少了部分貧困戶視好吃懶做為正常,群眾爭當貧困戶等現象。

四川閬中市采取一系列措施清查建檔立卡貧困戶在享受國家扶持、救濟期間是否存在賭博活動、酗酒滋事等行為,一經查實的,取消其一切幫扶待遇。

為達到更好的整治效果,閬中采取“發動群眾”這一“法寶”,對提供低保戶、特困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參與賭博線索的,或提供黨員干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規違紀辦理低保等惠民政策問題線索的,查證屬實后一律給予舉報人300～600元現金獎勵。

正向激勵比單純“給予”效果更好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3年前在四川樂山發起名為“勞動收入獎勵計劃”的反貧困實驗顯示,對低收入家庭的勞動所得給予一定的現金獎勵,以獎代補,可有效鼓勵貧困戶通過勞動來增加收入。

余洪清是樂山市五通橋區的一戶貧困戶,他和90歲的母親住在一間頂梁柱都已經斷了的危房之中。2014年,余洪清參加“勞動收入獎勵計劃”,因為“掙得越多,獎勵金就越高”,他每天會多蹬一個多小時車,收入從原來的400多元增加到了670元,“勞動收入獎勵計劃”會再獎勵他320元。余洪清90歲的老母親說,兒子現在工作動力大了,有時還會去工地打零工,想要為孫女讀書多賺錢。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甘犁表示,讓低收入者提高勞動意愿的關鍵是從補貼變成獎勵。根據對樂山實驗的評估,參加“勞動收入獎勵計劃實驗”的家庭就業率相對提高13.5個百分點,每月勞動時間相對提高9小時。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建華認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應為部分不思進取的貧困戶提供切合實際的學習榜樣。海南扶貧電視夜校2016年11月開播,行業專家、致富能手及優秀幫扶干部現身說法,講政策、舉案例、教技術、出點子,課程受到貧困戶追捧。

“這個好處就是讓貧困戶看到身邊人或者近處的市縣的人是怎樣做事、怎樣脫貧的,這些看得見、夠得著的榜樣,才能具象化貧困戶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效果很好。”黃海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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