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經歷旅行途中的人山人海，又要遭遇上班路上的排隊堵車。”剛過完國慶節，不少城市的上班族在社交媒體上，開始了新一輪的“比慘”：“比上班還糟心的事是自己被堵在了上班的路上”“別人上班像旅行，而我上班像取經”“沈陽地鐵早高峰把我擠瘦了”……

大城市 “通勤難”是擺在年輕人面前一個日益突出的問題。今年6月，極光大數據就以國內GDP排名前10的城市作為研究對象，發布《2018年中國城市通勤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排名第一的北京，平均通勤路程13.2公里，平均用時56分鐘;而排名第十的武漢，平均通勤路程13.2公里，平均用時43分鐘。

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也喊出各種口號，昨天是通勤虐慘1000萬北京年輕人，今天是“體育西路”變身“地獄西路”……顯然，“通勤難”已經成為擠占青年人生活時間、影響其生活質量的重要原因。

車還沒進站，她就開始思索要不要“放手一擠”

河北女孩仲夏喜歡將通勤比作“取經”。為了省錢，她住在燕郊，工作卻在數十公里外的北京二環。上下班從此成為她每個工作日不得不面對的痛苦經歷。

每天，這個95后都會糾結于“擠還是不擠”的終極難題。往往公交車還沒進站，她就開始思索，要不要“放手一擠”，但往往還沒做好“沖刺”的準備，她就被身邊的客流推到幾米開外。

“當然要擠。”傍晚6點，北京地鐵2號線上，IT男孫飛告訴記者，排隊等車就像賭博，這趟不上，說不定下趟人更多，而“往里走”“還能塞塞”則往往能增加早點兒回家的勝算。

爭先恐后少不了推搡。半年間，孫飛已經目睹了兩三起因擁擠造成的打架，最激烈的一次，驚動了警察。對此，他并不感意外，“能有什么辦法呢，畢竟誰都不愿意上班遲到，或是把回家的時間都浪費在路上。”

上了車，情況并沒有好轉。“僥幸”得到座位的乘客，大多想閉目養神，但周圍人多且吵。沒有座位的乘客更“慘”，只有拽著扶手，像海草一樣隨著剎車四處搖曳。

每到夏天，人多、堵車這些因素會讓人更加煩躁。“就像在浪費生命。”仲夏抱怨說，為了不遲到，她早上6點半乘坐公交車，一路上，和夢游一樣。下班時，也時常要等四五趟車，才能找到一個容身之處。“啥都沒做，光路上6個小時就沒了”。

“我大概是被通勤‘殺死’的上海年輕人。”工作4年、目前從事金融行業的張聞雨苦笑道。她是上海本地人，家住寶山，單位在虹口，每天上下班共計兩小時。

對比上海54分鐘的平均通勤時長，張聞雨并沒有加入網友口中的“通勤地獄豪華套餐”，但長此以往，她還是感受到來自體力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

最先抗議的是肩膀，張聞雨打開日常背的雙肩包，翻出13英寸的蘋果電腦、文件、傘、水杯，“這些就有三四公斤”。由于負重大、時間趕、路面凹凸不平，她早已把原本喜歡穿的高跟鞋，丟在辦公室，只在上班時穿一會兒。

“還得提防一些不懷好意的肢體碰撞。”張聞雨有些無奈，但這些還不是最讓她難以忍受的事情。一些人在車上吃東西，本來車廂內就封閉，各種酸爽的菜味兒讓她一路呼吸都困難。很多次，她還沒上車，一股大餅、油條、雞蛋混雜在一起的味道就會涌上心頭。

“人多”“擁擠”“氣味難聞”等不舒適的通勤體驗，消耗著大家的耐心，讓人發出“寧愿上班工作累死也不愿花太多時間在路上”的感慨。

開車會好些嗎?家住北京五環的李新宇給出否定答案。從家到地鐵站大概有兩公里只能步行，一年前，他開始自駕上下班。通勤的舒適度稍有改善，可要操心的事情一下變得很多。

“擔心堵車會遲到。還總有亂開的、加塞的、喜歡按喇叭的，有時龜速行駛，還有撞車的。最可恨的是亂騎電動車的，車速快，喜歡亂竄，稍一不留神就會發生交通事故。”開車上下班，李新宇覺得還是很累。

“怎么辦呢?要么離開大城市，要么就多花錢住在市區。”年輕人直言自己的無奈。

通勤在1小時以上的上班族，抑郁幾率高出平均水平33%

事實上，通勤困難帶來的后遺癥遠不止往返路上的無奈。這群“職住分離”的年輕人還得忍受日益增加的經濟成本，不容樂觀的健康情況，以及持續下降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

2017年，劍橋大學等機構對3.4萬余名上班族展開的聯合調查中，通勤在1小時以上的上班族，抑郁幾率高出平均水平33%，產生與工作相關壓力的風險高12%，每晚睡眠時間不足7小時的可能性高46%。

仲夏告訴記者，同事們大多體恤她的通勤之苦，讓她按時下班，將未完成的工作帶回家里。可經過3個小時的長途顛簸，一進門，她只想“癱”在床上。經過艱難的思想斗爭后，她只能強打起精神繼續加班，熬夜到一兩點是家常便飯。

超負荷運轉，透支著她的健康，工作不到3個月，仲夏就因不按時吃飯感到胃疼，內分泌也出現問題，長了一臉痘痘。

一些不能準時下班的年輕人的通勤壓力更大。住在沙河開出租車為生的張華，會在每天凌晨出車，趕到中關村維亞大廈，接4位拼車的女孩子。“她們并沒有合租在一起，只是知道是順道的，這么晚地鐵也沒有了，就合伙包了我的車。”張華說，近30公里的路程，4個女孩會分攤100多元的出行費用。

“還有打不到車，坐黑車、坐高價車的情況。”就職于北京一家新媒體公司的潘希告訴記者，她從單位到家坐地鐵只有3站，但一到深夜，至少要花50元的出行費用，而且叫車至少要等十幾分鐘，“有時加小費也沒有司機愿意來。”

當小年輕被通勤困擾之際，已經為人父母的職場人士更是痛苦翻倍。“既要接送孩子，又要正常工作，一天下來，精疲力竭，苦不堪言”。

“早上5點多起來，為孩子準備早飯、做家務。6點40分喊醒孩子，看他洗漱、吃飯。”自打孩子上了學，北京家長劉娟便開始了“超長待機”。每天早7點，她準時從家里出發，送孩子去學校，接著再開車去單位。早高峰期間這段約13公里的路她常常要花上1小時以上。

這也是劉娟每天最焦慮的時光，她不時會產生“下一秒就會遲到”的錯覺。偶爾，劉娟的丈夫會主動提出送孩子上學，但她只能多睡20分鐘左右。“再遲點，路上會更堵，得不償失”。

“將自家房子租出去，再到學校門口租一套”“在同一小區尋人拼車”“兩口子制定分工表，分派接送孩子的時間”，為了規避通勤路上產生的突發狀況，生活在都市的家長們絞盡腦汁，各出奇招。

工作日出行“掏空身體”，讓空閑時的各項安排通通被“補覺”代替。劉娟說，一到周末，她就要在家里宅一天，“緩緩身上的乏勁兒”。仲夏也喜歡睡半天，再用半天洗洗衣服刷刷劇。“大周末繞半個城過來見你”更是成為年輕人之間形容友情的最新流行語。

此外，“通勤難”還擠壓了年輕人下班后的學習時間，面對知識更新快，競爭激烈的現實，他們又不得不像“海綿擠水”似的抽出時間給自己“充電”。在上海市徐匯區一家汽車公司從事研發工作的小王，已經養成了在地鐵上背單詞、看書的習慣。但周圍嘈雜的環境，常常會分散他的注意力。

有專業人士指出，在地鐵上看書，實際上是用巨大代價換取微小的回報。“既會影響視力。還會因長時間保持一種固定姿勢，導致腰酸背痛手足發麻”。

“通勤難”城市病并非毫無解決方法

大城市年輕人通勤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漸攀升的居住成本，香港大學在讀博士姚遠對此深有體會。

姚遠說，在學校附近租房，三四千港元只能租到破舊的“劏房”：由廚房改的幾平方米空間，“房間無法放下四把傘”，灶臺處搭一塊木板，就是睡覺的地方了。而現在他租住在深圳灣附近，居住條件好了很多。但相應也要接受口岸過關、搭三班地鐵、一班巴士車全程一個半小時的通勤過程。

這似乎是每個年輕人都要歷經的生存體驗。工作初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戈艷霞就深受其擾。為了協調一個課題，她幾乎每天要在清華大學(西北五環)與中國社科院(東南二環)之間跑。

戈艷霞心中，理想的租房位置處于兩地中間。但當時她的工資只有4000元，只好退而求其次，租住了清華大學附近的一個小房間。“房租2800元，剩下的勉強夠吃穿行，再不敢奢望其他消費”。

為了不耽誤工作，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研究院執行院長葉堂林也專門在學校附近為父母租了房子，自己更是時常“蹭住”，以便騎個自行車就能上下班。

在葉堂林看來，通勤難，是每個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的瓶頸。這既與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城市變得越來越大有關，也與規劃部門前瞻性不夠，造成公共設施體系不匹配有關。“以北京為例，市政基礎設施為1100萬人口配備，實際上隨著外來人口涌入，人口已經超過3000萬，交通等自然承載不了。”葉堂林說。

戈艷霞則將“通勤難”指向三個“變量”。首先是城市人口的流動性不斷增強，絕大多數人不可能一輩子只待在一個單位，導致單位提供住房等福利保障的功能基礎喪失。其次是就業和居住的空間關系進一步疏離，形成了多個相互分離的就業中心和居住中心。最后是家庭隨遷的現實需求。

“與家人團聚、一起生活往往需要空間更大的房子和更低的物價成本，而遠離就業區的房子會更大更便宜，物價成本也相對更低一些。”戈艷霞3年前對北京市青年人口發展狀況進行調查發現，該群體平均每天通勤時間超過1小時的人數比例高達63.19%，通勤壓力明顯高于總人群平均水平。

“眼下的問題，是一個城市發展的必由階段，是陣痛，并非毫無解決方法。”葉堂林建議，政府部門將外來人口納入自身人口管理范疇，根據實際現象配備基礎設施。同時，為中小城市創造發展機遇，讓年輕人擁有更多選擇。

“從就業區和居住區的空間關系改造入手治理通勤問題。”戈艷霞給出對策。她建議通過增加就業集聚區的居住機會，或通過增加居住集聚區的就業機會，來改變當前職住失衡的格局。

在大多年輕人眼中，眼下最要緊的還是提高通勤舒適度。針對該問題，葉堂林建議，提高車站密度，調整公交線網的覆蓋密度，開設針對不同人群的快車、慢車，并在一些大城市打造“公交+地鐵”“市郊鐵路”“城際鐵路”的通勤系統，更好服務都市圈的三個圈層。

除了宏觀上的調控手段，葉堂林還建議，上班族在早晚高峰期盡可能選擇公共交通，“私家車對于道路的占有量，和它的出行效率相比還是不夠的。”

(新媒體責編：wb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