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歌詩達賽琳娜”號、“威士特丹”號和“鉆石公主”號等郵輪均涉險新冠肺炎疫情，但是由于它們停靠的母港不同，郵輪上人員面對的命運迥異。

2月26日，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海洋法治研究中心聯合主辦“郵輪疫情相關法律問題線上研討會”，就疫情爆發以來，郵輪行業所涉及的各種亟待解決的法律理論和實務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母港不同，命運迥異

1月25日，“歌詩達賽琳娜”號郵輪停靠中國天津港，全員4806人(其中148位為湖北籍游客)，其中17人先后出現發熱情況。

為此，天津市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僅用24小時，完成了檢測、疏散、安置等工作。首先對17位發熱病人進行咽拭子采樣;其次對3706名游客、1100名船員逐一進行體溫監測和流行病學調查;然后動用直升機將樣本送往檢測中心，所檢測的17位發熱病人結果均為陰性。

2月13日，搭載1455名游客(西方國家游客為主)和802名船員的“威士特丹”號郵輪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靠岸。在此之前，這艘郵輪被至少5個國家和地區拒絕靠岸，在海上漂泊近兩周時間。“威士特丹”號郵輪于2月1日從中國香港出發，開啟為期14天的航程，計劃到訪中國臺灣和日本多個港口，于2月14日抵達日本橫濱港結束航程。

截至3月1日10點，日本國內新冠肺炎確診感染者為947人。其中，日本的感染者和從中國來日旅游的感染者人數為228人;“鉆石公主”號郵輪上確診的感染者人數為705人;乘包機回日本的感染者人數為14人。

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表示，發生新冠肺炎集體感染的“鉆石公主”號郵輪上包括船長在內全員都已經下船。3月2日，加藤勝信表示，將適時就“鉆石公主”號郵輪的一系列應對措施進行驗證。

分別停靠中國天津港和日本橫濱港的“歌詩達賽琳娜”號和“鉆石公主”號郵輪由于停靠的母港不同，郵輪上的游客和船員所面臨的命運迥異。

靠泊天津港的“歌詩達賽琳娜”號郵輪上的游客24小時內完成了檢測、疏散、安置等工作，最后以零感染的業績完美解決，而“鉆石公主”號郵輪由于被拒絕靠岸，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從2月5日的1人升至3月1日的705人。為此，日本成為世界的關注焦點，“鉆石公主”號郵輪也因此被戲謔為“行走的病毒庫”。與中國天津港積極應對方式不同的是，同樣作為郵輪母港的日本橫濱港在事發之初卻拒絕“鉆石公主”號郵輪靠岸。

有人認為橫濱港雖是郵輪母港，但是根據相關國際法，它沒有義務施救(可以出于人道主義救助);有人則認為母港就是郵輪的家，不應拒絕郵輪“回家”。

無義務：屬人道主義救助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經濟法教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桂紅認為，對于“鉆石公主”號郵輪事件，日本沒有國際法上的義務。

首先，在《國際衛生條例》下，原則上締約國不應當因公共衛生原因而阻止船舶或航空器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也不應該阻止船舶上下游客。但，如果入境口岸不具備執行本條例規定的衛生措施的能力，則可以要求船舶或航空器駛離。因此，不難理解日本政府作出讓“鉆石公主”號郵輪所有人員在郵輪上隔離兩周的決定。

世界衛生組織有關部門人士2月7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可以理解站在日本立場上必須采取措施。”因此，根據《國際衛生條例》及其相關規定，日本并沒有國際法上的義務實施救治，它允許“鉆石公主”號郵輪進港并采取措施，也許是因為郵輪上的主要游客是日本籍，也許是出于人道主義考慮或其他(如研究和積累治療新冠肺炎的經驗等)。

其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三節“領海的無害通過”第17條規定：“無害通過權在本公約的限制下，所有國家，不論是沿海國或內陸國，其船舶均享有無害通過領海的權利。”第19條規定“無害通過的意義”包括“通過只要不損害沿海國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就是無害的。這種通過的進行應符合本公約和其他國際法規則。”

因此，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無害通過”的前提是不損害沿海國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換句話講，如果沿岸國認為郵輪疫情對其安全構成威脅，可以不準許其靠岸。

再次，《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主要是針對海難救助，沒有關于疫情救助的具體規定。從《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的措辭來看，締約國及其船長等進行救助的前提是“不致對其船舶及船上人員造成嚴重危險”。顯然，被疫情感染的船舶，會有繼續感染救援人員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其他船舶、船員和沿岸國并不負有救助義務。因此，沿岸國要求郵輪離開，從《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的角度來看，似乎也不違反國際法。

關于郵輪疫情中港口國的權利義務及責任承擔，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講師張芷凡認為，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5條規定，港口國在其領海可行使沿海國保護權防止非無害通過;第33條規定，在毗連區，沿海國行使管制權(預防和懲治)，防止船舶在其領土或領海內發生違反本國法律法規的事件。基于國家主權和上述權利，港口國可視情形拒絕爆發疫情的郵輪靠岸;也可基于人道主義精神和尊重健康權的角度出發，對郵輪進行救助。

關于開放登記船旗國的責任承擔問題，張芷凡認為，根據《公海公約》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91條規定，船旗國與登記船舶間必須具有真正的聯系，開放登記船旗國對登記船舶“有效管理”的審慎義務。因此，對具有開放登記國船籍的郵輪在登記國領土外因疫情需要開展救助時，從學理的角度，開放登記船旗國亦應當承擔救助的責任。而具體責任承擔的范圍如何劃分，依港口國優先管轄權，船旗國應予以主動積極協調配合。

北京植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蔡慶虹認為，郵輪在公海上時，根據國際法的屬地管轄原則，雖然疫情涉及國際衛生問題，仍應適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判定義務國和管轄國。該公約第94條明確載明標題為“船旗國的義務”，規定每個國家應對懸掛該國旗幟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術及社會事項上的管轄和控制。

船旗國的管轄是排他性管轄，當郵輪在公海上時，英國作為船旗國有義務對郵輪上疫情實施控制，在“鉆石公主”號郵輪事件中日本作為沿海國并不負有國際法上的義務。

有義務：不應拒絕郵輪進港

寧波海事法院副院長鄔先江認為，涉及郵輪防“疫”問題，沿海國基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國際海港制度公約》和《國際衛生條例》及其國內法，有權拒絕其進港及靠岸。

如果沿海國非港口國，也非該郵輪的預定掛靠港口的國家，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沿海國，則沒有義務讓郵輪進港，除非船貨人因海上風險需要緊急避難救助(根據《1989年救助公約》)。故從現行國際法規定分析，一般沿海國沒有義務讓郵輪進港靠泊。

郵輪不同于貨輪，其到各掛靠港不是裝卸貨物，而是到港口國游玩。且，所謂病毒沒有確切證據表明從哪里先感染，港口國不應拒絕郵輪進港，尤其是母港。

但進港后應根據國內法進行檢疫、隔離等，郵輪上隔離也是一種措施，但要合理有效。

港口國分兩種：一是郵輪已經進港，如“鉆石公主”號郵輪進入日本橫濱港;二是沒有進港，只是預定的掛靠港。

如果掛靠港是世界衛生組織根據《國際衛生條例》評定的國際衛生港口，應具有相應衛生設施和一定的應對措施，即使沒有能力完全應對如本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但做到初步隔離(包括郵輪上隔離或岸上隔離)等還是可以的，故其有義務;非國際衛生港口，則不得強制。

另外，對于郵輪母港，正常停泊港應當具備此能力，不得拒絕郵輪進港。否則，僅僅從現有公約的字面理解，各掛靠港都可拒絕進港，而船籍港可能沒有實際聯系，也不會過問，郵輪上幾千人的游客和船員聽憑自生自滅，這顯然違背相關公約的“人命優先”精神。

上海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長謝振銜認為，在目前國際公約及相關法律無明確規定的情況 下，日本橫濱港作為郵輪母港，不應拒絕郵輪“回家”。母港就是郵輪的主要經營地，也是郵輪的家，有家不能回，無論從道義上還是從作為一個主要經營場所來看，都不合理。這不是管轄問題，而是承擔責任或義務的問題。

其次，從公法的角度，結合私法的權責對等原則，船舶經營人對包括船旗國在內的相關國家負有一定的交稅義務，就應享受相應的權利，發生問題時，船旗國和船舶經營人所在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就要承擔責任和義務，此所謂權利義務必須對等的原則，有利于郵輪業今后的健康發展。

(新媒體責編：zfy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