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的攤販王天成看到城管派出大批人馬來執法，測量自己占道經營的地攤面積，憤而把自賣的西瓜往地上一摔，沖上前去大聲叫罵，往能夠得著的城管臉上吐口水，追著正攝像的城管干部就要打，幾個人都拉不住他。配上中國鼓的輕快鼓點，這成為了頗為詼諧的一幕，讓整個影院哄堂大笑。

8月28日，紀錄片導演陳為軍拍攝的《城市夢》在全國上映。與他曾經拍攝的入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單元的《請為我投票》，以及在豆瓣評分9.5的《生門》一樣，他仍然用無干涉跟拍，無解說旁白的方式，將他觀察到的社會問題、人生百態蘊藏在影片中。這一次，他的鏡頭聚焦在中國因快速城市化而產生的城管難題上。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有超過2億的農民工涌入城市，他們建了高樓大廈，支撐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我們不應該把他們隔離在城市主流人群之外，他們做了40年的‘城市夢’，城市要給他們一個說法。”陳為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正是為了這場“城市夢”，王天成和城管們展開了一場場激烈的“對抗”，這些對抗使影片自始至終帶著喜感，但笑過之后，又不免讓人感到痛和傷。患有腦梗的王天成已經70歲，妻子是癌癥晚期患者，兒子是失去右手的殘疾人，為了保住一家五口人賴以生存的營生，王天成拼著老邁的身體張牙舞爪地去“戰斗”，叫喊著“我老頭子不畏死”。他的兒子王兆陽說，老頭為了保護他們，像個不畏“強敵”的老母雞。

所謂的“強敵”們也是為了“城市夢”，正如洪山區城管局二中隊隊長胡毅峰常念叨的：“城市要發展，武漢要當大城市。”在這場拉鋸戰中，似乎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強者，就像并非只有黑與白的現實生活，一切復雜而難斷。

“生活是最好的編劇”

《城市夢》的構思始于2014年，《生門》的拍攝接近尾聲，制片人戴年文和陳為軍商量著開始尋找下一個拍攝題材。那一年，武漢城管在經過3年的“城管革命”后，“鮮花執法”“舉牌執法”等“柔性執法”方式經常被媒體報道。在武漢，城管似乎不再是“人間煙火氣”的反面。

攝制組感到這是個很好的切口，大量人口突然涌入城市，城市該如何管理?發生矛盾似乎是必然，但矛盾背后又有怎樣的故事?“武漢城管的改革說明他們具有開放的思想，有接受拍攝的可能性。” 戴年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協商的過程非常順暢，時任武漢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同意拍攝，經過武漢電視臺的幫助，最終攝制組將武漢市洪山區城管局二中隊選定為拍攝主體。當時，正趕上洪山區魯磨路按照城市規劃需要徹底清理所有沿街攤販，自然成了最佳拍攝地點。戴年文說：“發現老王也一點不費勁，老王是那條街上的名人，是最大的釘子戶，簡直是地攤王。”

王天成一家從河南農村到武漢謀生已經14年，日子最艱難時受到城管的幫助，以魯磨路一個報刊亭為落腳點開始了地攤生涯。從最開始的打火機、鞋墊，逐漸發展成集水果、日用雜貨、服裝鞋帽為一體的綜合型地攤，面積自然遠超報刊亭的范圍，占據了大片人行路，附近的店鋪也學著紛紛出店占道經營。憑借與城管多年的“斗爭經驗”，王天成成了攤販中的“領軍人物”。如果不拿下王天成，魯磨路的清理就無從談起。

攝制組將拍攝團隊分成兩組，一臺攝像機跟拍城管，另一臺跟拍王天成一家，每天跟拍從清晨直至深夜，拍攝了一年時間。

在影片中，王天成的對策就是蠻橫，利用自己的高齡和家人的病殘做籌碼。城管的方式是“智取”，派出“便衣”以北大青鳥招生作為掩護“埋伏”在王天成的攤位邊，估算水果攤的實際收入，開大小會研究如何做通王天成一家的工作。

明知鏡頭在拍攝自己，人能多大程度表露生活中的真實?有人擔心無論是王天成的“橫”還是城管的“忍”，會不會都摻雜了“演”的成分?

制片人戴年文認為，如果片子中城管的忍耐和包容是演，“那么王天成一家在攝制組沒有跟拍的那十幾年，是怎么生存下來的呢?又是怎么把攤子壯大成現在這樣?”至于王天成，戴年文說：“用老百姓的話就是‘人來瘋’，圍觀的人多他鬧得更厲害，這是他的性格。”

導演陳為軍知道，有些人拍攝紀錄片會用一種更“聰明”的方式，一個月或是一個季度去跟拍幾天，連續去幾個月或幾個季度，也可以說片子拍了一年或幾年，但他不喜歡這樣，他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實實在在地日日跟拍，不做任何預設，沒有任何干預。“人可以演一天或幾天，但不可能天天演”，他相信這種“笨”辦法得到的是拍攝對象最真實的狀態。

“如果每次只拍3、5、10天，那拍出來的是導演制造的故事，得通過寫稿子寫解說詞去圓，甚至需要被拍攝對象去演，去走位。只有和拍攝對象生活在一個水平線上，才會看到生活里的真實。日常生活好像挺無聊沒有任何沖突，但只要時間跨度足夠長，把日常的普通生活濃縮到一起，情節和故事就會自然而然地走出來。”陳為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要相信生活，生活本身就充滿了未知，生活才是最好的編劇。”

“再難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

每天跟拍讓被拍攝的人物逐漸習慣了鏡頭的存在，陳為軍得以深入他們生活中最細微的紋理，讓片子呈現出許多動人細節，這并不僅僅是一場城管與小販“斗法”的簡單故事。

在城管面前總是高聲叫罵狀態的王天成，會每天給老伴熬好藥，再端到攤位上，還要細聲細氣地囑咐：“有點涼了，兌點熱水再喝。”

回老家開貧困證明時，王天成的兒子王兆陽回憶起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工傷事故中失去右手，“300多噸的液壓機落下，一下就沒了。”他只拿到了社保支付的兩萬八千元，工廠認定是操作失誤，一分錢也沒掏。一家人在農村無法繼續生活，這才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到武漢謀生。如今已在中國地質大學附屬中學上初二的女兒從未回過老家，在精神上已經是地道的武漢人。

看著已經離開了十幾年長滿雜草的破敗老屋，王兆陽的妻子說：“就算再艱難再困難，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我撿瓶子撿垃圾都不回來了。”

王天成所有“戰斗”的終極目標也正是為了孫女，“我必須要她在這樣好的一個學校里讀完書。最好還能讀個大學，然后再找個婆家。這是我們全家的希望。”

城管們雖對王天成強硬占道的行徑不認同，卻能理解且關照他們的夢想。當王兆陽和城管們聊到各自的孩子教育問題，彼此會心一笑，他們不再是“對手”而是心境相同的家長。時任武漢市洪山區城管局局長趙揚也以幫王天成一家找到“城市夢”的更好“解法”為目的，規劃城管的工作思路：“對于王天成和他兒子來講，他們還是河南人，但對孫子來看，已經是武漢人了。他要用武漢的思路，用城里人的思路來看怎么謀生。”“占道經營畢竟是暫時的行為，長久不了的，入室經營才是合法經營，那才是安全的、可靠的，那才是真正城里人過的生活。”

與《好死不如賴活著》《生門》等作品一樣，陳為軍并不直接表達某個觀點，而是客觀克制地在大量入微的細節處展現人生百態和人性的善良，賦予影片一種悲憫的人文關懷。無論是城管還是攤販，在他的鏡頭里都有血肉，都有溫度。

陳為軍也不喜歡為觀眾細致地解析自己的影片，他說那樣反而會把觀眾的理解限制進一個很小的范圍。他認為看紀錄片的人，知道這些是真實的故事，就會對應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反思，每個人的經歷不同，被觸動的點自然不同，觀眾與影片之間會如何化學反應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不該由導演來引導。

“就此別過”

陳為軍1992年從四川大學新聞系畢業后進入武漢電視臺工作。1994年，他開始從事紀錄片創作。二十多年的紀錄片生涯，他偏好關注各類社會議題，用最誠實的方式跟拍被拍攝者，這種耗心竭力的拍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健康。

由于《城市夢》的拍攝與《生門》的拍攝幾乎無縫連接，他在2015年《城市夢》拍攝完成后才開始剪輯《生門》，當2016年年底《生門》剪輯完成，陳為軍的身體也吃不消了，看著《城市夢》長達600多個小時的素材，他認為自己無法再完成這樣大工作量的后期制作。2017年《生門》上映時，陳為軍曾多次向外界表示，這是自己最后一部片子。隨后，他到國外治病、養病。

在制片人戴年文的鼓勵下，陳為軍在養病期間還是撿起了幾乎要放棄的后期工作，與戴年文帶領的后期團隊一起遠程辦公，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城市夢》的所有后期剪輯。又過了兩年經歷十幾次修改直到今年7月，《城市夢》才過審拿到龍標。

在登陸國內院線前，《城市夢》已參加過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還獲得了紐約紀錄片展的評委會大獎。在多倫多電影節，原本計劃只放映三場，但由于獲得頗多好評，場場座無虛席，又加映了兩場。戴年文透露，國內上映后就要開始運作該片在美國洛杉磯的上映事宜，準備參加明年奧斯卡的最佳紀錄長片獎評選。

在國內，8月28日《城市夢》上映后的排片情況卻非常不理想，僅有個別影院在上映的最初幾天有個別場次的排片，之后就再難以在觀影App上找到。對此，戴年文深感無奈，“中國電影市場對紀錄片一直都不是太友好”。但他還是堅持要在電影院放映，“這片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樣，我不能因為它長得不那么好看，就不給它買身花衣服穿吧?何況，我們這片子的每個細節都是仔仔細細按電影的標準做的，在電影院放映是它應得的權利。”

片尾曲選擇由說唱歌手孫八一原創RAP是戴年文的主意，他希望能夠吸引年輕人關注紀錄片，他認為那些到大城市打工的年輕人的夢想和老王是一樣的，“既要保持自我，也要能夠適應、融入這部大的‘機器’。”

這部影片也成為陳為軍真正的告別之作，8月11日在武漢舉辦的首映式上，仍在國外養病的陳為軍給戴年文發來一段視頻，與喜愛他紀錄片的觀眾道別。他在視頻中說：“我想說的都在片子里，這是我告別二十多年紀錄片生涯的一個機會，喜歡我片子的朋友，我們就在此別過，再見了，觀眾朋友。”

(新媒體責編：zfy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