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文革”之后,飽受“左”的錯誤摧殘的中國農業已到崩潰的邊緣。人民公社體制的弊端已經充分暴露,它嚴重壓抑、窒息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喪失了發展活力。它的基層組織生產隊,絕大多數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不少都成了“三靠隊”(種地靠貸款、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事實上已經破產。眾多的農民辛勞經年難得溫飽。廣大農民變革現狀的要求強烈。實行經營體制改革,是農村農業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但是,當時還繼續執行“兩個凡是”主張,要求全國農村深入開展已納入“左”的軌道的“農業學大寨”運動,鞏固集體經濟體制,“包產到戶”仍然是不可觸及的“禁區”。

但是,此后只經過一年多時間,改革洪流就徹底沖破了這個“禁區”。“包產到戶”先是在安徽等省區的局部地方悄悄實行,很快便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真可謂“星星之火”瞬間“燎原”。

這個歷史性的“突破”是怎樣實現的?“包產到戶”從原先的“黑戶”,是如何成為“地方戶口”進而正式報上“全國戶口”的?竊以為,這恰恰是認識農村改革歷史的一個關鍵環節。

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的安徽省鳳陽縣,1981年涌現出收獲小麥上萬斤的農戶1千多家。梨園公社社員、復員軍人吳鳳啟一家,3個勞動力,包50畝麥地苦干巧干,夏季共收獲小麥17000多斤。新華社資料片

安徽農村率先取得“突破”,最早為“包產到戶”報上“戶口”

改革最早取得的“突破”出現在安徽農村。其原因之一是這里有銳意改革的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和一批地縣領導干部。

萬里是1977年6月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歷史上就以多天災戰亂、人民生活貧苦而聞名的安徽省,又是飽經“四人幫”摧殘的一個“重災區”,全省只有大約10%的生產隊能維持社員的溫飽。來皖之后,他立即下農村調查研究,跑遍大江南北、淮河兩岸,進農家訪農民。他看到家徒四壁、無隔夜之糧的農家,看到沒有棉衣只能躲在灶門口草窩里避寒的老人,看見在寒風中扒火車外逃的人群。他更看到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現行的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組織辦法和實行的政策過“左”,捆死了農民的手腳。要讓農村農業走出困境,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老一套辦法。但是,他知道,目前的形勢決定了農村改革只能采取迂回前進的策略,改革的重心是改革人民公社集體經營體制,但不能直奔主題,而是要另辟蹊徑,從落實黨在農村經濟政策入手,逐步尋求變革的辦法。

萬里到任一個月后,1977年7月,收到該省滁縣地委送上來的一份《關于落實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的調查報告和分析意見》。這份報告正是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主持的一次農村調查之后寫出來的——揭露“四人幫”擾亂黨在農村的政策,搞亂了生產管理,明確提出,只有落實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才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恢復、發展生產。這年春天,報告就上報省委,但原省委負責人以“落實政策不能影響大干”為由擱置一旁。萬里到任后,王郁昭再一次將這份報告送上來。萬里看到后非常高興,立即批轉全省各地、市委。萬里的批文說:“滁縣地委組織力量深入群眾,對農村經濟政策認真進行調查研究,這是個好的開端。這個問題,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視。”

這份報告與萬里的思路不謀而合,有力地支持了他接下來狠抓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的行動。1977年12月萬里主持安徽省委,制定、發布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全文共六條,簡稱“省委六條”。就在安徽“省委六條”發布后不久,1978年初我來到合肥,拜訪了萬里同志。談起“省委六條”,他說,這是當前最切實可行的撥亂反正的辦法。我不能公開提出改變人民公社體制,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體制是上了國家憲法的。我只能在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六十條”中找根據,從落實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入手。

與安徽做法相同的還有四川省。1978年2月四川省委頒布了《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在安徽、四川兩省帶動下,甘肅、遼寧、廣東、內蒙古等省區跟上來,落實政策的做法逐漸形成潮流。

安徽“省委六條”的頒布,鼓舞了全省干部群眾,尤其是滁縣地區的同志。1978年9月,中共滁縣地委召開四級干部會,匯總半年來貫徹“省委六條”的情況,重點在進一步落實政策,搞好農業生產的經營管理。這次會議開得生動活潑,有些社隊干部對地委領導“叫板”。他們說,每次會都是地委領導在上面講,我們在下邊聽;可我們也有自己的想法,能不能讓我們也在大會上講講?

地委表示歡迎并延長會期,讓基層來的同志敞開講。幾位社隊干部走上講臺,他們說,過去多年來農業一直搞不上去,怨我們無能嗎?其實,我們也有辦法把生產搞上去,可是地委敢支持我們干嗎?

王郁昭被“激”了一下,說:“那就請各位都敞開把話講出來,咱們一起研究。”于是來安縣的煙陳公社黨委書記講了他這個公社楊渡大隊魏郢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以產計工”的辦法,實質上是實行包產到組的生產責任制,干了一年的結果是災年增產30%。接著,天長縣新街公社也介紹了棉花生產聯產到人的責任制,當年畝產增加89.6%。來安縣廣大公社則介紹了實行社隊干部崗位責任制的做法。

原來他們都實行了未被正式認可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干了一年了,稱為“秘密武器”。現在一講出來,會上當時炸了鍋。有人一聽“包產”就怕,直呼這些人膽子太大,捅破了天!可更多的縣、社干部卻說,這種干法好。只要允許這么干,保證能把生產搞上去!

王郁昭向萬里同志(左)匯報工作。來源:《往事回眸與思考》一書

王郁昭及地委領導們聽了這些發言,異常興奮,長期的實踐經驗告訴他們:聯產計酬是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最有效的辦法。解決農業問題的辦法就在眼前啊!王郁昭對大伙說,地委支持你們這么干。可是能不能推廣,這涉及到公社體制問題,要向省委報告。會后,王郁昭急匆匆趕往合肥去見萬里。他決心把自己了解的農村情況和解決農村農業問題的觀點,統統向他講出來,尤其是幾個生產隊自發搞聯產承包的典型經驗,詳細向萬里作了報告。

萬里聽完匯報后非常高興,說,這些年來農業上不來,關鍵是農民沒有積極性。農民為啥沒有積極性?問題在“左”的政策、體制,尤其是生產勞動“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可謂頑疾。你們的幾個生產隊自己找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實在難得!我支持你們這么干!他還對王郁昭說,可能會有人說三道四,你不要怕。包到組包到人,我看既不是單干,更不是什么資本主義!

這一晚萬里與王郁昭的會面,使聯產到組責任制在滁縣地區有了得以生存并繼續發展的條件。王郁昭回到滁縣便組織力量再次對新街、魏郢幾個典型做調查,并寫出調查報告,以地委的名義發到各縣,讓各縣選取一個公社或大隊進行試點。但各地社隊都爭當試點。上級沒批準試的就自己干起來。結果是聯產計酬承包到組的辦法“不推自廣”,當年全地區各縣就有60%以上的生產隊實行。

走出“包產到組”這一步,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它不僅有效促進生產發展,也使承包責任制向聯產承包轉變。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一步,為后來的家庭聯產承包開辟了道路。聯產承包到組,讓農民得到了實惠,看到了希望,并受到鼓舞卻不滿足。他們說,原來是大鍋飯,包到組是“二鍋飯”,仍然是“大呼隆”,只是規模小了一點。他們強烈要求從包產到組再向前跨一步,實行包產到戶。這樣的要求,農民不僅有膽量提出來,并敢于立即付諸行動!真的是“該出手時就出手”。而農村體制改革之路正是這樣闖出來的!

王郁昭、萬里這些人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了解農村實際情況,理解農民的改革要求;更有擔當精神,敢冒風險,支持農民的改革行動。所以在農民們從包產到組再走向包產到戶時,在全國不少地方都得不到支持,而在安徽,在滁縣地區各縣,萬里、王郁昭和幾位縣委書記卻敢于支持。有省委及地委的支持,鳳陽縣“包干到組”很快向“包干到戶”轉變。小崗村18戶貧苦農民偷偷實行“包干到戶”,卻又擔心害怕。這時先是王郁昭與鳳陽縣委書記都來到小崗表示支持,后又有萬里來到村里祝賀“包干到戶”后的豐收。萬里對小崗農民說,你們放心干,到什么時候也不是搞資本主義!他把農民送的花生帶到省委常委會上讓大家品嘗,說,這是包干到戶種出來的花生,一樣香啊!

從1979年起,滁縣地區各縣尤其是鳳陽、來安等縣,包產到戶有了較快發展。但農民還只能悄悄干,沒有一個名正言順的合法身份。

1980年1月,在安徽省委召開擴大會議上,王郁昭向省委提出一個請求:承認“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他說了句挺俏皮的話:孩子生下來了,他媽媽——農民們很高興,可至今還是個“黑戶”。我們該給這個可愛的孩子報上“戶口”了。

會議結束時,萬里對王郁昭的要求作出回應。他的話說得擲地有聲又幽默風趣:“孩子生下來了,他媽媽挺高興,你不給他報戶口,行嗎?”接著,他說,“包產到戶”不是分田單干,就是分田單干也不等于資本主義,沒有什么可怕。人民群眾干起來,效果很好,我們就只能批準!

萬里的這番話意味著,“包產到戶”在安徽省正式報上了“戶口”。

萬里如此堅定地支持“包產到戶”,絕不是一時沖動。幾年的改革實踐,使他對農業生產責任制有了深刻的思考。在后來1997年的那次訪談中,他全面論述了包產到戶。他說,農業生產還是以戶經營為好,這是由農業特點決定的。農民家庭是最小的社會細胞,有生活功能,也有生產功能,是適合農業生產特殊需要的最佳組織方式。農戶生產加上社會化服務,不僅能解決農民溫飽問題,而且能抗災,能致富,也能實現現代化。各國農業生產都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發達國家的大農業,大都是家庭農場。原來社會主義國家搞集體化,走了一段彎路,現在紛紛包產到戶。誰搞誰受益,早搞早受益,不搞繼續受窮。長期吃不飽飯的社會主義沒有什么優越性,必將被人民拋棄。所以我說過,包產到戶不僅救了農業、農民,也救了中國,救了社會主義(《萬里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5期)。

報上“全國戶口”,又再經一番風雨

1980年1月,萬里在安徽宣布給“包產到戶”“報上戶口”。但那還只是一個“地方戶口”。要報上“全國戶口”,還要再經歷一番風雨。恰在這時,形勢出現重大變化。2月,中央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調整了中央領導集體,設立中央書記處,胡耀邦任總書記。萬里奉調進京,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深化農村改革,給“包產到戶”報上“全國戶口”的任務,又在等著他。但形勢不容樂觀。多年之后,萬里說起這段經歷,仍然感慨滿懷:“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進了書記處,分管農業,這個難題可大了。”“從整個農村工作來看,農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區行動起來比較快,但是,上層領導機關基本上還是推行農業學大寨那一套‘左’的東西,對農村改革,特別是包產到戶,抵觸情緒很大。”(《萬里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5期)。

這時,在國家農委,可以做萬里得力助手的是副主任杜潤生。杜潤生先后兩度進入全國農村工作領導核心部門。1953年,中央組建農村工作部,統管全國農業集體化。鄧子恢出任部長,杜潤生出任秘書長。但因他們“穩步推進”的主張與“不斷加速發展”的方針相悖,一次次受到批評,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中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鄧被譏為“小腳女人”,杜則被免職調出。24年后杜潤生重回農業戰線,1979年初被任命為國家農委副主任。人世風雨,世事滄桑,此時的農村已非當年。農業集體化早已實現,但實踐證明,集體化并不成功,不受農民歡迎。農民強烈要求實行包產到戶。

杜潤生到任后,也想為包產到戶爭一個“合法地位”,但困難重重。十一屆五中全會后,形勢有了積極變化。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積極推動改革,支持全國農村普遍建立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這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對農村改革發表談話,贊揚安徽省肥西縣實行包產到戶、鳳陽縣實行包干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并號召大家進一步解放思想。這對農村改革是一個強有力的推動。但從全國情況來看,對包產到戶,仍然是農民強烈要求,而各級干部中有些人心存疑慮,甚至反對。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中央決定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專門研究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萬里委托杜潤生負責起草會議文件并向大會作說明。

1980年9月14日,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文件特別提出,凡群眾自愿選擇家庭承包的,就要允許。但在預備會議上就出現了意外:涉農部門的負責人,多數反對這個提法。相反,主張劃一條線堵住包產到戶,規定除貧困地區外,其他地方不準搞。各省委書記對包產到戶的態度也是贊成的少,還有人堅決反對。

會議出現了“頂牛”情況。主持會議的胡耀邦、萬里等從大局出發,冷靜處理。既堅持原則又從實際出發,講究策略,遵照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原則,修改了會議文件,提出“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生產有所發展,現行的生產責任制群眾滿意或經過改進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而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群眾對集體經濟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這樣的修改,既突出了主題,又讓不同地區的要求,對責任制的各種主張,都在文件上得到反映,從而形成共識。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經中央批準后,以當年75號文件發向全國實行。

這個文件從形式上看后退了一步,而發出后卻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文件為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爭得了合法地位,農民深受鼓舞。原來只設想讓20%的貧困地區先實行家庭承包,結果是億萬農民爭相實行。而凡實行了的地方,都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前幾年農民實行家庭承包得了實惠,報刊媒體不敢宣傳,只能自己“偷著樂”。75號文件下達后,宣傳上也開了“禁”,各地實行“包產到戶”發生巨變的“神話”,一時間充滿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報刊廣播電視上。農民是最講“眼見為實”的。他們親眼看到“包產到戶”如同一劑“靈丹妙藥”,使許多貧困地區當年翻身,甚至只包一季莊稼就吃上了飽飯。前幾年只聽到安徽鳳陽、小崗如何如何,但畢竟太遠;現在這些事例就在自己身邊出現,無疑給農民們樹立了一個個現實的榜樣!廣大農民決然選擇了家庭承包。其中,自然有很多生產隊并不屬“貧困地區”,農民趁勢自發搞了起來。但在當時哪個地方的領導敢理直氣壯地說自己這個地方不貧困?誰也沒有辦法阻止農民的行動。所謂“中間地帶”堅守不住了,“雪崩”般的倒向家庭承包。到1981年底,除長三角、珠三角及部分農業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外,全國農村70%的核算單位實行了家庭承包。這種情況的出現,又一次證明,農民群眾的意愿和行動,是推動農村改革的力量源泉!

1982年1月中央發布當年一號文件(這是農村改革期間連續5年中央發布5個中央一號文件中的第一個),稱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有些學者說,1982年一號文件的發布,標志著包產到戶報上了“全國戶口”!1983年1月,中央頒發第二個一號文件,進一步闡明家庭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在連續兩個中央一號文件推動下,家庭承包責任制迅速擴展。這年年末,全國農村實行農民家庭承包的生產隊已達99.1%。改革人民公社集體生產經營體制的任務勝利完成。

在整個農村改革過程中,農民沖鋒在前,是改革的主力軍。黨中央正確領導、積極推動改革進程,及時排除了“兩個凡是”的消極影響和“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干擾,大力支持農民的改革行動及創造精神。在體制改革取得全面“突破”時,及時組織專家、學者通過深入調查研究,總結農民群眾的改革實踐經驗,對他們創造出來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管理形式,加以完善提高,正式命名為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后又寫入國家憲法,成為我國農業的一項基本制度。

農村改革是黨領導人民群眾完成偉大社會變革的一個成功范例。時光過去40年,“包產到戶”從“黑戶”到正式報上“戶口”的曲折經歷,以及它的偉大歷史意義及豐富多彩的改革實踐,愈加光彩煥發引人關注。

陳大斌:回族,出生于安徽淮北農村,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新華社高級記者,《瞭望》周刊原總編輯。長期從事農村報道,較長時間在農村“蹲點”調研。粉碎“四人幫”后主持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新華社農村報道的組織工作,參與了農村改革全過程的報道。作者多年來致力于“三農”問題調研,著有《中國農業的崛起》《黃土地的青春》等多部農村改革系列評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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