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術業已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給人類帶來影響的領域是全方位的。其中，自動汽車是人工智能最具代表性的運用，也是與人類生活關系最為密切的產業。在自動汽車逐步產業化過程中，如何妥善處理自動汽車交通肇事問題，成為刑法學即將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

在我國，基于機動車輛導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是通過刑法當中的交通肇事罪來予以處理。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過失犯罪。一般來說，所謂過失就是指不注意，即被理解為違反了注意義務。注意義務主要是指結果預見義務和結果回避義務，都必須以有結果預見的可能性作為前提，所以，在討論過失犯成立與否的時候，這是重要的判斷標準。在我國的交通肇事罪當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和第4條均明文將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通過“被告人的交通違法的責任程度+危害結果要件”的模式具體規定下來。因此，在實踐中判斷駕駛人員是否有對于安全駕駛義務的違反，也即是否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義務，就成為交通肇事罪認定的核心內容。

眾所周知，機動車輛具有較強的社會危險性，而之所以允許機動車輛進入道路行駛，是基于可允許的危險法理。根據可允許的危險法理，“對于社會生活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對法益侵害危險的行為，因為該行為具有社會效用性，因此法律容許該危險的存在”。而根源于可允許的危險法理，在交通肇事罪認定中發揮限定作用的原理是信賴原則。信賴原則，是交通事故領域當中從可允許的危險當中推導出來的原則，能夠在刑事案件中用于過失犯的認定。在傳統的交通肇事罪領域，一旦認定駕駛員可以適用信賴原則，基于對行人和第三方的信賴，即便最終導致了交通事故，也可以免除駕駛員的注意義務。

在自動駕駛時代，同樣可以基于這一原則來排除駕駛人員的刑事責任。即便行為人存在結果發生的預見可能性，也可以通過否定預見義務或者結果回避義務來否定行為人的注意義務。傳統交通肇事罪中談及信賴原則，基本局限于駕駛人員與行人或者參與道路的第三方之間的關系，沒有將駕駛人員與汽車生產制造者之間架起關聯。在自動駕駛時代，信賴原則就需要將重點轉移至探討駕駛人員與自動行駛系統之間的信賴關系。

乘坐自動汽車的情況下，駕駛人員只有在對該自動行駛系統產生信賴的基礎上，才會啟動自動汽車。因此，最重要的問題是能否認定行駛人員對于自動汽車的自動行駛系統產生信賴——信賴原則的適用問題。那么，如果駕駛員對于自動行駛系統產生信賴并駕駛的話，是否可以適用信賴原則而免除注意義務，這就是和上述說明具有同樣屬性的問題。

當駕駛員所駕駛的自動汽車中的自動行駛系統只具有駕駛輔助功能時，則不能認定駕駛員對于自動行駛系統具有完全的信賴，信賴原則在這種情況下不應該被適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駕駛員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而導致交通事故發生，責任應該全部或者主要歸屬于駕駛員。但是，自動駕駛汽車畢竟是新型產品，設計制造和銷售者必須履行誠實的告知義務。如果因為沒有履行充分的告知義務，而通過隱瞞真相或者虛構事實，夸大自動駕駛功能，導致駕駛人員合理地產生信賴，并對自動行駛系統產生錯誤認識，而沒有進行妥當的駕駛行為，則產生的交通事故應由設計制造或者銷售者來承擔刑事責任。

當駕駛員所駕駛的自動汽車中安裝了原則上由系統承擔駕駛責任的準自動行駛系統。這種自動汽車只有在系統發出要求時，駕駛人員才需要做出相應的操作回應。因此，在自動行駛中，如果有系統的請求，而駕駛人員沒有進行相應的操作，或者實施了不適當的操作而導致事故發生的話，駕駛人員才可能承擔交通肇事罪的責任。如果系統沒有發出請求，最終發生了交通事故的情況，則此時因為汽車是處于系統控制當中，駕駛人員可以被認定對系統具有信賴基礎，則可以適用信賴原則。但是，畢竟汽車還是處于準自動行駛系統的控制，所以很難通過信賴原則完全免除駕駛人員的責任。這種情況下，自動行駛系統和駕駛人員可能存在共同過失或者過失競合，不直接認定適用信賴原則，對于駕駛人員的過失之有無，需要進行更為細致的探討。比如，自動行駛系統因為設計、生產瑕疵導致在發生緊急狀態時，沒有及時識別，亦沒有及時請求駕駛員進行接管控制。與此同時，綜合案件具體情況，駕駛員在此時能夠判斷出自動行駛系統出現故障，能夠做出人為反應避免事故發生，卻沒有做出相應的避免措施，可以認定駕駛人員存在過失的心態。但是在過失的具體比例分配上，應當以自動行駛系統的設計、制造者為主，駕駛人員為輔。

最后，當駕駛員所駕駛的自動汽車中安裝了完全自動駕駛系統，所有的判斷和操作都是由系統來進行，駕駛人員無需做任何操作，此時，駕駛人員對于自動行駛系統的全面信賴關系成立，可以適用信賴原則。當然，如果因為自動行駛系統缺陷，導致事故發生的話，則可視情形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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