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8日，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同志逝世39周年的日子�！督洕�日報》記者走訪了新中國第一代環保人、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首席代表、首任國家環保局局長、首任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委員曲格平。已經85歲高齡的他興致勃勃地向記者講述了新中國環保事業在周總理支持和推動下艱難起步的故事。

　　誰是污染大戶，就由誰來管環保

　　1970年之前的中國，還沒有廣泛使用“環境保護”這個概念，對于西方國家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主要用一個來自日本的詞語“公害”進行描述。早在上世紀60年代，周總理就不時提到“公害”問題，并提示在我國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中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多數人，甚至包括一些領導同志，對此都感到陌生。但是總理一再講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他說：“這個問題非常重大。在西方國家，環境污染已經對人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強烈的社會公憤，經濟發展也受到很大的影響。環境問題對我們中國來講雖然還是個新課題，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工業化搞起來，也可能會出現這種問題……現在我們就應該開始來抓這方面的事情�！�

　　上世紀60年代末，曲格平從燃化部(石油部與化工部合并而成)調至“國務院計劃起草小組”工作。

　　當時，作為國民經濟指揮系統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和許多部委都被文化大革命“沖垮”了。周恩來總理決定成立“國務院計劃起草小組”這樣一個臨時性的機構，來抓國民經濟計劃工作。這個小組由16人組成，負責人是李先念和余秋里，小組辦公室就設在國務院北院，距周總理住處很近。周總理對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切考慮，都交由這個小組去籌劃和組織實施。

　　一次，李先念副總理在小組會上說：“總理講環境保護已經多次，我們一個答話的都沒有。這件事得要有人管一管，總理問起的時候，要有個人能答話。誰來管管這件事？”在場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沒人答話。李先念說：“誰管的業務中與這項工作關系多，就誰管�！庇腥颂岢�，曲格平管最合適，因為污染最大戶就是石油化工，他就是從這個部來的。隨之有好幾位同志贊同。李先念問曲格平的意見，曲格平說：“我不懂環境保護，更不知道如何去做�！崩钕饶顚捨克�：“這是一件新鮮事，總理很重視，你就管起來吧。多請教專家，多看書，先做學生吧�！�

　　曲格平想不到的是，這樣一項臨時性的分工，竟成為他終生為之奮斗的事業，而新中國的環保事業也在惡劣的環境中開始了艱辛探索。

　　兩次會議讓國人意識到環境保護的嚴峻形勢

　　上世紀60年代末，中國正處在極左路線的支配下，在我們頗有些自負地評論西方世界環境公害是不治之癥的時候，環境污染和破壞正在我國急劇地發展和蔓延著，但我們并無覺察，即或有點覺察，也認為是微不足道的，是與西方的公害完全不同的。因為，按照當時極左路線的理論，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產生污染的。誰要說有污染、有公害，誰就是給社會主義抹黑。

　　在這樣的背景下，1972年中國政府決定派團出席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確實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使國際社會感到驚訝。然而在曲格平看來，這是周恩來總理高瞻遠矚的決定，他要讓中國人走出國門看看世界，了解世界環境狀況和各國環境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并以此作為鏡鑒，認識中國環境問題的潛在威脅。

　　當時，一般的認識環境污染危害人體健康，是個衛生問題，所以一開始就組織了一個以衛生部軍代表為主的代表團。名單報到國務院后，周總理說：“這不行，環境問題不僅僅是個衛生問題，還涉及國民經濟的很多方面。代表團回來要制訂一些環境保護措施，需要綜合部門來派團�！焙髞�，代表團根據總理的意見調整了組成名單，加強了領導力量。代表團準備的發言稿，周總理也都一一過目。他提出，對自己的成績不要估計過高，應該承認我們現在也存在污染等環境問題，要注意學習國外一些好的經驗。就這樣，代表團由國家計劃、外交、冶金、輕工、衛生、核工業、石油化工、農業等部門和北京、上海以及科技界的40多人組成，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人類環境會議。

　　代表團回國后，在向周總理做匯報時，重點提出兩點結論：一是中國城市環境污染不比西方國家輕；二是中國自然生態破壞遠在西方國家之上。總理說：“我所擔心的問題在我們國家還是發生了，而且還比較嚴重……對中國的環境問題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應當提到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了！”盡管中國當時處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之中，但是周總理堅定地排除干擾，毅然決定于1973年8月以國務院的名義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專題研究和部署環境保護問題�？偫碇赋觯�這個問題，不只國家有關部門要重視，還得讓全國各級領導都重視。

　　各省區市及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工廠代表、科學界代表共300多人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開了半個月，比較充分地討論了我國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方面的嚴重問題，列舉的大量事實令人震驚。會議越開越深入，越開越熱烈，最終周總理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由黨、政、軍、民、學各界代表出席的萬人大會，把“環境保護”這一概念推向了社會。曲格平清楚地記得，當時會議宣傳大張旗鼓，大會堂門口出現了來參會的車隊，天安門廣場上還搭起了很高的架子用來拍攝。

　　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喚起了中國人，特別是各級領導對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視。

　　在文化大革命那種政治氣候下，能召開環境保護會議，不能不說是一個突破和奇跡。在曲格平看來，這離不開周總理的支持和倡導，只有他才有這樣的政治膽略。會后，國務院成立了環境保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各地方也仿照國務院的做法，相繼召開會議，建立工作機構，加強宣傳，開展環境治理，在全國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沖擊波。

　　周總理曾擔心“霧倫敦”后出現“霧北京”

　　其實，周總理對環保事業的關心與支持遠不止在上述兩次會議期間，他總是盡可能地利用一切機會讓大家認識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性。

　　1970年12月初，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夫人淺沼享子來中國訪問。周總理在接見日本客人的時候，了解到隨行的淺沼享子的女婿是電視臺一位專門報道公害問題的記者，就對他說：“我要向你請教環境保護方面的問題。”總理特意約這位記者作了長時間的談話，請他詳細介紹了日本公害的狀況，以及現在日本采取的一些對策。第二天，周總理就指示要舉行一次報告會，讓這位記者來講環境保護的問題。并且要求：除了有關的科學技術人員之外，國家機關和各個部委的負責人也都要來聽這個課。報告會結束后，總理還專門打電話詢問聽課效果，并對分組討論報告作了批示，要求把這個文件發給出席全國計劃會議的人。

　　據曲格平統計，為了喚醒各個方面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從1970年到1974年的5年間，周總理對環境保護至少作了31次講話。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歷史背景下，對環境保護有這么多的講話，足可以看出總理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

　　當時，上海是工業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環境問題暴露得也比較突出，大氣污染、水質污染都很嚴重。所以，周總理講話中提及上海的例子比較多。他對上海的同志說：“你們喝喝北京的水，是不是比上海的水好��！上海人對上海的水意見很大，有味道。黃浦江的污染不治理不得了�！�

　　周總理對北京的環境狀況也特別關心。上世紀70年代初，他說：“首都煙霧彌漫，大氣污染已經很嚴重了，要趕快采取措施解決��！過去人們常說‘霧倫敦’，我們弄不好，就成‘霧北京’了�！彼�認為，北京是首都，工業企業不要建太多，特別是有污染的工廠不要建在首都。要把北京建成一個清潔的城市、清潔的首都。他說：“工業建設要耗費大量的水，現在北京供水都發生困難，大量污水又把清潔水源污染了，別弄得沒水吃了。”

　　在環境治理當中，周總理提倡實事求是，不要夸大，更不要作假。當時北京有一家石油化工廠宣稱其污水處理的水平非常高，能夠養魚。因此總理曾經陪著一些外賓去參觀這個污水處理廠，看到魚在水里游來游去，外賓連連稱贊。后來總理得知這個廠弄虛作假，所謂處理后的污水能養魚，其實是換上了自來水，并非處理過的污水。在一次會議上，總理嚴厲批評了這件事情。他說：“一個國家干部、一個共產黨員怎么能夠做這種事情，怎么能夠弄虛作假騙人？很要不得�！笨偫磉�指示外交部向那些看過污水養魚的外賓作檢討，坦陳我們的污水處理并沒有過關。批評的時候，曲格平正好在現場，他向北京市傳達了總理的意見。北京市立即傳達到了那個石油化工廠�；�工廠的負責人在全廠職工大會上作了檢查，對自己的錯誤進行自我批評，而且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以后，這個廠在污水處理上一直做得很不錯。

　　2015年1月8日，是周總理逝世39周年紀念日。此時此刻，談起新中國環保事業艱難起步的這段歷史，曲格平老人總是很興奮。他認為，這些事反映出周總理以其政治家特有的遠見和敏銳，預見到了中國未來發展中不可逾越的環境難題。周總理不僅是新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奠基人，也“逼”出了以曲格平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環保人。如果沒有周總理的高度重視和親自推動，中國環保事業的起步也許還要推后很多年。本報記者 于 勇 中國經濟網記者 李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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